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挑戰：四十年未有之大變局

以下為演講整理稿（取自：連結）。

向松祚教授演說影片

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兩個字—「反思」。我希望我們在座的每一位校友，每一位企業家，我們大家一起來反思。

一、2018中國有三個嚴重誤判

1. 經濟下行

2018年我們可以說是非比尋常的一年，這一年發生了太多太多的大事。但是最主要的是什麼？——2018中國經濟下行。

今年下行到什麼程度呢？

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是6.5％。但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的研究小組，他們內部發佈的報告是：到目前為止，中國GDP的增長資料為1.67％。而另外一種測算顯示資料為負。

當然在這裡我們不去討論這個測算是正確還是錯誤，也不講應該相信哪個資料，但是今年中國在這件事情上出現了嚴重的誤判。

2. 中美貿易戰

中美貿易戰我們有沒有誤判？我們有沒有低估？現在中美貿易戰快過去一年了，我們回憶一下年初主流媒體的言論：中美貿易戰，美國人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，中國必勝；中國要打下去，一定是大打大贏，中打中贏，小打小贏。

曾經說過這些話的主流媒體都去哪了？說到底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們對中美貿易摩擦，對中美貿易戰的形勢的判斷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，存在很大的誤區，這值得我們去深刻的反思。

實際上現在中美的貿易摩擦貿易戰已經不是貿易戰，不是經濟戰，是中美兩國之間價值觀的嚴重的衝突。

可以完全肯定地說，中美關係現在走在一個十字路口，中美關係現在面臨巨大的歷史考驗，我想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真正妥善的辦法。

大家最近注意到：華為孟晚舟CFO孟晚舟在溫哥華被扣。BBC等媒體都在報導美國的盟國全面圍堵華為，這說明什麼？這不是簡單的貿易和經濟的問題。

我們過去有一句話說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機遇期，現在的戰略機遇期還存不存在？我個人覺得我們現在國際的戰略機遇期正在快速的消退。

3. 民營企業遭受重創

從各種資料中我們發現，民間投資，民營企業的投資大幅放緩，民營企業家的信心遭受重創。

從年初開始消滅私有制、民營經濟退場論等各種說法甚囂塵上，直到今年11月1號，國家領導人才專門召開會議。有些人的說法是現在經濟不行了，又在開始討好民營企業。

所以中國經濟的下行，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，包括中美貿易戰的日益的惡化。我們要反思做錯了什麼，我們要反思真正提振中國經濟，要真正的讓中國經濟能夠持續穩定的增長，我們應該做什麼？

二、我們現在面臨的5個問題

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是自己的問題，卻有很多東西講得輕描淡寫。

1. 經濟轉型中的錯誤傾向

我們經濟下行是一個長期的下行，這本來是沒有太大問題的。但是大家注意到，我們現在是依靠消費和第三產業，兩者佔到GDP增長的78.5％。

按照我們官方的說法說這是好事：經濟轉型已經取得成功，過去我們依靠投資，依靠出口，現在已經是依靠消費和第三產業，聽起來好像有道理。

但是大家要看到，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，投資大幅度的放緩，依靠消費，我們還能夠維持經濟的穩定嗎？

這本身一方面可能是一個好消息，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一個不好的消息。

過去40年，改革開放40年，我們有過5次的消費浪潮，第1次是解決溫飽，第2次是新三大件，第3次是資訊消費，第4次是汽車，第5次是房地產。

但是現在這樣的五次的消費浪潮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基本上都已經處在一個尾聲，汽車的消費在大幅度下降，房地產的消費也在大幅度的下降，所以我們現在面臨巨大的問題。

2. 金融風險加劇

在經濟下行的同時，金融風險加劇，大幅引資銀行急劇的萎縮，大量媒體講：以前政策考慮不周、缺乏協調、執行偏離、強監管效應迭加導致了信用的緊縮，這當然是重要的原因，但是其實這並非是最深層次的原因。

我們看到直接融資的市場，債券融資也好，股票融資也好，在今年都是被腰斬，更多的是違約。10月份以前，前三季度企業債的違約已經超過1000個億。

按照官方的資料，企業債的違約今年會超過1200億，還有大量企業的破產，現在的企業是成片的倒下，國有企業也倒下了。

渤海鋼鐵，這是我們偉大的世界500強。在它倒下時，它的負債餘額1920個億，實際上它的負債餘額可能達到2800億。

地方債務，也是我們金融市場非常大的一個麻煩。

國家審計署說是17.8萬億，人大財經委的副主任賀鏗先生說是40萬億還不止，超過40萬億，而且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想還債。

3. 股市下跌

我認為股市的春天還早著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現在股市的下跌只有1929年華爾街的崩盤可以與此相提並論。大多數股票跌到80％，有的跌去90％。

我們今天要反思的一個問題是股市之痛到底痛在哪裡？有人罵證監會，罵劉主席，罵這罵那，我認為是罵錯了物件。監管政策不合適，監管政策可能不到位，股市的政策面不到位，可能是重要原因，但不是關鍵原因。

看看我們的利潤結構，銀行板塊和房地產兩個板塊拿走全部利潤2/3，1444家中小板的上市公司利潤比不上一個工商銀行，這樣的股市，它怎麼可能成為牛市呢？

我們買股票主要是買公司的利潤，企業的利潤，不是靠消息炒作。耶魯大學的教授羅伯特希勒說：股市短期不是經濟的權益表，但長期一定是。

10月19號連續出臺了那麼多條的政策，劉鶴副總理甚至親自牽頭喊話，現在怎麼樣？上個禮拜五又跌破2600，始終在2600左右，股市的春天什麼時候到來？

所以我想這個股市如此的糟糕，只能說明一個問題，中國實體經濟相當麻煩。

4. 金融業脫實向虛

大家知道中國經濟的下行，說到底是我們過去這種擴張的模式，增長的方式，發展的這種思維出現重大的問題：脫實向虛，這是前任央行行長周小川行長講的。

現在我們的金融風險是什麼？隱蔽性、複雜性、突發性、傳染性、危害性，結構失衡問題突出，違法、違規現象叢生。

既要防止黑天鵝，又要防止灰犀牛。有一個記者問周行長說，周行長，你說的黑天鵝在哪裡？黑天鵝是哪幾個？周行長笑而不答。

黑天鵝在你身邊，那麼多融資騙局是不是黑天鵝？但你看不見。

灰犀牛呢？灰犀牛隨時發生，區塊鏈、B圈，是不是黑天鵝？房地產就是最大的灰犀牛。所以我們這種脫實向虛，在中國的表現太多了，總而言之就是套利。

去年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，總書記和總理嚴厲的批評中國的金融業，說你們是自娛自樂，脫實向虛，金融亂象叢生，觸目驚心。

除了這些金融套利以外，大量的企業拿了錢去幹嘛？不是去搞主業。過去十年，IPO定增差不多9萬多億，9萬多億，40％拿去幹嘛？拿去炒股票、炒期貨，參股金融公司，並沒有拿去搞主業，上市公司這樣能好嗎？

我也認識不少上市公司的創始人和老闆。坦率地說，相當一些股權質押的資金並沒有拿去真正搞他的主業，都去幹嘛了？都去玩虛的：買理財，買房子。

官方公佈的資料，我們上市公司買投機性買房，就是1萬多、一兩萬個億。所以中國經濟全部都是玩虛的，全部都是靠杠杆加杠杆。

2019年開始，中國就走上了這個不歸路，杠杆率急劇飆升。我們現在企業的杠杆率是美國的平均的杠杆率的三倍，日本的兩倍。企業的負債率，非金融企業的負債率全球最高。

5. 短期貨幣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

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巨大，於是政府又把老一套拿出來了：貨幣政策寬鬆，信貸政策激進，財政政策寬鬆，資本政策激進。

這些政策能夠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嗎？我們今年的貨幣政策不是不寬鬆，今年我們釋放4萬億流動性，對沖叫中期借款便利，釋放2.3萬億，2.3萬億乘以貨幣也是十幾萬億。

信貸政策射出來「三支箭」，號稱「易行長三支箭」。第一支箭是貸款，第二支箭是發債，第三支箭解決股權質押。

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，大家要反思，我們這樣的政策，能夠解決我們深層次的問題嗎？

資本市場出臺了那麼多條政策，我看不是真正管用，10月19號到現在兩個月了，能管用嗎？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去認真反思，我們到底經濟的問題在哪裡？

所以我反思的結論是：我們現在中國經濟的問題已經不是這個速度的問題，數量的問題，它是一個品質的問題。

十九大報告寫得好，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寫得非常好，可惜我們很多沒有落實。我們中國結構的問題，十九大講的「六大不平衡」，其實更多的是不充分的。

而且我這裡講信貸貨幣財政政策短期調整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上述「不平衡、不充分」發展的問題。

三、必須要實施三項實質性改革

說到底，我們目前仍然沒有跳出舊的政策框架和思維方式，能否轉型升級成功，關鍵是看民營企業的活力，關鍵是看政策能否激發企業家的創新活力。

大家看一看民營企業真正面臨的核心問題，不是融資難、融資貴。根本的問題是什麼？害怕政策的不確定性，害怕政府不守信用。

所以現在要解決企業相互拖欠的問題，首先是要解決政府拖欠企業，國有企業拖欠民營企業，大的民營企業拖欠小的民營企業的問題，三大成本的持續上漲，所以減稅降幅是首要的要求。

在這個大的背景下，我的基本結論是：短期的這些貨幣信貸政策根本解決不了問題。

中國的經濟要真正的持續的穩定的增長，要走出今天面臨的困境，必須要實施這三項實質性的改革。

我把這三項改革把它概括成為叫稅改、政改、國改。

減稅降負，那怎麼才能減稅降負呢？必須要把政府的結構精簡，人員要大幅裁掉。政府要精簡，政府的開支要下降，就必須要實施政治體制的改革。

北京大學的周其仁教授一直講：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社會治理成本太高，社會治理成本太高。

還有政改，以及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革。當然還有一項教育—科研教育科研體系的改革。

所以據說即將要召開今年改革開放40周年的隆重大會，我們衷心地期待在這個大會上能夠吹響進一步深化改革的號角，請大家拭目以待。

向松祚教授是中國的經濟學家，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長、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（OMFIF）顧問委員會成員及研究委員會成員，亦是《環球財經》雜誌總編輯；曾任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、中國人民銀行深圳特區分行多個高階主管職。向松祚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國際事務碩士和經濟政策管理碩士，在人民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，並曾於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系和嘉丁管理學院擔任訪問學者。